《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發表的三篇重要文章，通過這三篇文章，毛澤東深入淺出地揭示出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必然趨勢，一掃質疑革命前途的重重陰霾，化解了悲觀和迷茫的消極情緒，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和道路自信。
革命重心由城市向農村轉移，嘗試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獨特道路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付諸東流。面對血腥鎮壓，中國共產黨人奮起抗爭，舉行了上百次武裝起義，但由于都以攻占城市為目標，敵我力量懸殊而均遭失敗。
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也因敵強我弱而受到重創。面對危局，毛澤東審時度勢，毅然放棄攻打長沙的原定計劃，引兵井岡，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朱毛會師井岡山，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初步形成了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1929年1月，朱毛紅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千里征戰，逐步創建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毛澤東的創新，在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聞所未聞，在國際共運史上也從無前例。
然而，毛澤東的探索實踐從一開始便充滿艱辛坎坷。一方面，國民黨反動派頻繁地對根據地“進剿”“會剿”，使得中國革命陷于低潮，而根據地斗爭殘酷、環境險惡、物質匱乏、條件艱苦。當遇到敗仗、四面被困、強敵圍追時，許多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離開城市到農村搞武裝革命是否行得通？另一方面，毛澤東把革命重心由城市向農村轉移，嘗試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獨特道路，畢竟與當時中央流行的“城市中心論”相違背，非但得不到認可，反而遭到“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等種種責難。
所有這一切，促使毛澤東必須及時地對實踐探索進行理論分析、總結和匯報，努力解答對時局判斷的種種疑問，澄清對中國革命前途的悲觀認識，破解中國革命道路選擇的現實難題，指明中國革命的根本方向，排除上上下下各種錯誤思想的一再干擾。為此，毛澤東連續寫了三篇理論文章，即《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原名為《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井岡山的斗爭》原是毛澤東在1928年11月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起草的對中央的報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題為《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三篇著作是一個整體，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分量最重，影響也更為深遠。
論證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并發展的主客觀條件，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之后，黨內一些人曾發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對此，毛澤東在為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的《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的決議中，在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于1928年11月25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闡明了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征；論證了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并發展的主客觀條件，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他還科學地闡述了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武裝斗爭與建立工農民主政權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強調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具備的。不過，這時毛澤東還未形成全黨應把工作重心放在農村的思想，這個思想是在稍后的繼續探索中明確起來的。
毛澤東重新擔任前委書記后，十分重視黨內軍內彌漫的悲觀情緒。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利用難得的戰斗間隙，在古田賴坊一家店鋪的閣樓，秉燭夜書，寫下了一封長信，批判當時黨內的一種悲觀思想，即后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詞比較委婉，但論據充分，思想深刻。正如毛澤東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所指出的那樣：“不愿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建立人民群眾的政權，并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只想用流動游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不顧主客觀條件，犯著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艱苦地做細小嚴密的群眾工作，只想大干，充滿著幻想”。
當時黨內一些同志的思想問題表現為“對于時局的估量是比較的悲觀”，這不僅是一種有害的精神狀態，一種片面的形勢分析，更是一種消極的未來預期，無疑是“現在斗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毛澤東毫不含糊地予以了辯駁和糾正。毛澤東指出：“他們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他們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閩粵贛交界三區域的游擊；同時在三區域內也沒有建立政權的深刻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觀念。”毛澤東認為這一思想的錯誤來源“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最后階段中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認識清楚”。
1929年4月，針對共產國際和中共黨內某些人擔心農村斗爭超過城市斗爭將不利于中國革命的觀點，毛澤東指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進一步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紅四軍前委還明確地提出了“農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
毛澤東冷靜分析了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的形勢以及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認真總結了井岡山斗爭兩年多來農村武裝斗爭的經驗，嚴肅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觀力量的盲動主義和看不到革命力量發展的悲觀思想，系統闡明了建立紅色政權的必要性及其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科學論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小塊紅色區域存在發展的可能性，明確提出了鞏固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的路線與政策，深刻揭示了中國革命的內在規律和必然趨勢。他信手拈來而又恰到好處地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來形容當時的革命形勢：“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干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雖然小，但它的發展是很快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一科學論斷，鼓舞無數革命者的戰斗意志，激勵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
毛澤東的偉大在于他深邃的戰略眼光，善于通過理論創新引導中國革命的航向。毛澤東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開創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這是他一生最偉大的歷史功績。毛澤東強調“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反對孤立地、片面地、靜止地看問題，主張用聯系的、全面的、發展的眼光看世界，不被表象所迷惑，不被亂象所困擾。毛澤東的三篇文章，尤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光輝著作，實際上已經開始形成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這一思想，是對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根據地斗爭經驗的科學概括。
毛澤東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正確認識中國國情和革命形勢，系統研究各種社會矛盾發展變化的特點和規律，創造性地運用了列寧關于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性的原理，深入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全面論證了紅色政權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和條件，由此得出中國革命有利用敵人弱點在農村首先取得勝利的可能性。這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里進行革命斗爭所作出的新結論，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重大發展，揭示了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這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一個重要標志，昭示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豐碩成果已經應運而生。
1936年，在保安的窯洞里，毛澤東曾對斯諾說：“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字里行間都體現了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時局以及革命力量和革命條件的充分信心，這種自信來源于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來源于對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的清醒認識，來源于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擔當。誠如毛澤東所言：“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一科學論斷，鼓舞了無數革命軍人的戰斗意志，激勵著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浴血奮戰。在毛澤東詩詞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那就是“紅旗”意象頻繁出現：“旗號鐮刀斧頭”“山下旌旗在望”“紅旗躍過汀江”“風展紅旗如畫”“風卷紅旗過大關”“不周山下紅旗亂”“紅旗漫卷西風”。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把武裝割據的革命紅旗插上了井岡山，插到了贛南閩西，插到了延安西柏坡，最終插上了天安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指明的具體革命道路，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但它的思想內涵卻有著不可磨滅的當代價值。如今，中國人民正以昂揚的斗志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還會出現種種挑戰和困難。但是，毛澤東那豪邁的語言在我們耳畔久久回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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